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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核心提示 :周恩来走近毛泽东床前,毛泽东的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周恩来握住毛泽东的一只大手,大声喊着:“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他的嗓音有点

核心提示:周恩来走近毛泽东床前,毛泽东的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周恩来握住毛泽东的一只大手,大声喊着:“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他的嗓音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总理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彪炳青史,不仅为中国人民所敬仰,也赢得世界人民的尊敬。但每次说到这件事情,我们心中无数次难过不舍。

「人物」邓颖超:为了周恩来的最后心愿

原标题为:“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在重病中公开了一封写给江青的信

1972年5月12日周总理例行常规检查时发现尿中有4个红血球,随后被确诊为膀胱癌,病魔如影,紧紧相随,而总理仍然不忘担负着繁重的工作。

来源:杨昌鸣翻书

本文摘自《周恩来最后600天》,顾保孜着,杜修贤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一、中美关系进入令世界惊叹的新纪元。

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周刊》2014年第5期,作者徐天。

1972 年5 月12 日,周恩来在送走美国总统尼克松不久,一次例行常规检查,尿检中发现4 个红血球。从此,病魔如影,紧紧相随。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华。此次访华可以说是20世纪国际外交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中美联合公报》也在28日发表,中美交往大门正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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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中美关系进入一个令世界惊叹的新纪元。

2月22日,周恩来总理同尼克松总统与北京人民大会堂展开会谈,双方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中展开了讨论,尼克松总统表示:美国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1970年,周恩来、邓颖超和身边工作人员合影。第一排左一为赵炜,左五为杨德中,第二排右一为高振普。

尼克松2 月21 日来到中国,成为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美国总统。他在中国访问期间,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最后也是由周恩来亲自陪同前往杭州、上海等地参观。2 月28 日,周恩来在上海虹桥机场冒雨送别客人。尼克松夫妇透过舷窗,看见周恩来站在蒙蒙细雨中,坚持不打雨伞向他们款款挥手……

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签署《中美联合公报》。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利益的。”《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隔绝状态的结束和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

1975年的一天下午,解放军305医院一层西侧的周恩来病房。

就这样,首位访华的美国总统带着不可磨灭的记忆,乘专机飞离中国。

二、送别美国总统,总理尿检发现4个红血球。

周恩来望着坐在床边软椅上的邓颖超,忽然开口说:“我肚子里有很多很多话没和你讲。”邓颖超看着他的眼睛,语调深沉地说:“我也有很多的话没给你讲。”

尼克松访华的日程不过只有一周的时间,可这对周恩来来说,却耗费了他好几年的精力。正如一条完工的道路,通车只需要片刻的工夫,而筑路工程却是漫长而艰辛的。周恩来为筑成这条不寻常的路,凝聚了毕生的智慧,也耗费了生命的精髓。当一个个永恒的辉煌画面不断出现时,病魔的阴影也悄悄降临!

尼克松总统是第一个访问新中国的总统,在他访问期间,也都是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28日,周总理冒雨来到上海虹桥机场送别来自远方的客人。尼克松夫妇看到坚持不打伞的周总理,脸面露出微笑,向总理挥手告别 ,乘专机飞离中国。

两人没再说话,只是对望着。过了一会,邓颖超说:“只好都带走嘛!”

尼克松总统走后两个多月的一天清晨,这天日历上印着1972 年5 月12 日。保健医生张佐良从周恩来的卫生间取走了一个用肉眼看不出任何变化的尿检小玻璃瓶。这是医生按照惯例,一个星期要为总理作一次大小便检查。

总理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也让中国人民所敬仰,也赢得世界人民的尊敬,但当一个个永恒而伟大的画面在我们面前不断呈现时,病魔的阴影也逐渐降临。

近40年后,82岁的赵炜向《中国新闻周刊》讲述了她目睹的这一幕。

这一天,周恩来起床洗漱,简单早餐后,照例来到他在西花厅后院的办公室里批阅头一天没有看完的文件。他在一堆文件里看见一份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副省长冯白驹的病情报告,他心里有些隐痛。这位被他誉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的老将军在“文革”中挨整,身体与精神上受了很大折磨,现在又得了前列腺癌。“文革”以来,像冯白驹这样挨整直到患上癌症的老干部还有很多,但只要周恩来知道,他都会尽全力为其解脱政治审查的精神枷锁,让他们有一个较为宽松的治病环境。

1972年5月12日。周恩来的保健医生例行检查,在尿检中发现4个红血球,保健医生张佐良看到化验单,不敢相信,心情瞬间变得沉重起来,4个红血球,张医生明白4个红血球出现的危害性。

“什么《邓颖超日记》,你说是不是胡扯、荒谬?邓大姐这么有党性,怎么可能会写那种日记?我在她身边呆了27年,没见她写过一页日记!有些人就是为了借此攻击总理!”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的赵炜有些激动地说。

周恩来心情沉重地在冯白驹治病的报告上批道:“冯白驹同志如患癌可进到北京日坛医院来治,其夫人同来。”他写完批示,心里还有些不踏实,又拿起电话给中办负责人,嘱咐中办将他的批示快一些转告浙江省委,不要因为报告“例行公事”而耽误了老将军的治病。

如果在平时,看到这4个红血球的检查报告是没多大意义的,而现在,自己手里却拿着总理的检查报告单。他开始变得紧张,变得害怕,更不能和每个人说出总理的病情,以免让大家担心把紧张带给大家。就连总理夫人邓颖超大姐都不敢告诉。

周恩来的卫士、后任中共中央警卫局副局长的高振普同样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我们后来清理他们俩的遗物,没有看到任何日记。”

就在周恩来尽力挽救别人生命之时,他自己的生命信息也传递出了令人不安的信号,命运之神向他亮起了红灯。

张医生开始联系泌尿专家,而此时负责中南海领导人保健工作的主治医生吴阶平听到了这个他传来的消息,希望周恩来总理可以接受接下来的检查。而张佐良是周恩来十多年的保健医生,十分了解周恩来总理的脾气。刚做完常规检查,又要做一个检查难免会让总理产生疑惑,而总理的工作时间都是用分秒为计算单位,如果医生说的理由不充分,他会毫不犹豫拒绝。

所谓的《邓颖超日记》,早在8年前周恩来逝世30周年时,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现任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中心主任的廖心文就听说了。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当时特意向据称启封了日记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求证,对方明确否认了这一说法。而消息中提到的另一个单位“中央理论研究室”,根本不存在。

第二天,周恩来的化验结果送到了保健医生手里。张医生一看化验单,不由得心一沉——4 个红血球!这就是说,显微镜下的每个高倍视野就有4 个红血球!

三、总理日夜为国操劳,不幸患癌!

今年2月4日是邓颖超诞辰110周年,日记之说卷土重来,更加添枝加叶,如说到周恩来向邓颖超倾吐了自己一生的若干遗憾云云。在生命的最后岁月,周恩来确实惦记着几件心事,但绝非如“日记”所说的那样。

北京医院是张医生供职的单位,如果是平时,他在北京医院门诊坐诊,这4 个红血球对诊断疾病是没多大的临床意义的。但现在不同,他手里的尿检报告是来自一国总理体内的信号。

4个血球最可能出现的疾病是尿路结石、血管硬化、膀胱有炎症或者尿道血管畸形,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疾病,也是他最担心最害怕出现的疾病——患癌! 邓颖超听到这些理由之后,准备配合张医生为总理再一次取样进行尿检。

“邓大姐表现得和平时一模一样”

他不能侥幸,但也不能紧张,更不能马上就声张,以免造成大家的紧张情绪,干扰总理的工作。他连邓颖超大姐也没有告诉,而是悄悄给协和医院泌尿专家,也是负责中南海领导人保健工作的主治医生吴阶平打了个电话,报告这一情况。

和总理说话,最好直截了当,因为总理不喜欢别人说话绕来绕去,最好直截了当。张医生来到总理面前直接和总理说明了病情,说完之后他的心情也逐渐的放松了起来,最让他没想到的是总理爽快的答应了,张医生拿到取好尿样的瓶子随即来到北京医院进行检查。

1972年5月12日,周恩来的尿常规中第一次检验出4个红细胞。医生马上向邓颖超报告,并跟她共同商量了说服周恩来进行尿液复检而不让他起疑心的办法。

吴阶平一听,也觉得必须警惕。为慎重起见,他让张医生再多取几次尿样,以便进一步作病理化验。

结果很快出来,没想到三天时间,红血球数量增加了一倍。检查报告中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大家日日夜夜让人揪心的“癌细胞”还是出现了。 经过很多为专家会诊检查,最后确诊为膀胱癌!

副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负责协助医疗组留尿样。高振普记得,有一次他们陪同周恩来去广州,还在当地买了一个暖水瓶,送尿样回北京。

吴阶平放下电话,他的心收紧了。周恩来总理是他最为熟悉也最为信服的人。从五十年代起,他就和周恩来有过很多交往。周恩来十分赏识并信赖吴阶平高超的医疗水平,曾多次派他主持完成国内外重大特殊的医疗保健任务。1962 年,周恩来得知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因肾结石导致左肾功能障碍,可能要进行切除手术。他对苏加诺说,我们国内有很好的泌尿专家,我派他去给你看看,尽量不要手术切除。于是周恩来让吴阶平带着中国医疗组去了印度尼西亚,经过4 个月的努力,吴阶平终于让苏加诺的左肾恢复了功能。为此,苏加诺总统和夫人感激万分,不仅设宴欢送中国专家,还给吴阶平授予印尼国家二级勋章。从此,吴阶平在苏加诺眼睛里,成了包治百病的全科专家,就连伤风感冒头痛脑热什么的,也要把吴阶平从中国请去治疗一番。吴阶平后来又多次被周恩来派出国,为一些国家元首治愈了泌尿系统的顽症。吴阶平这下名声大震,真成了全科专家的“国际保健医生”。

而这一天是5月18日。周恩来总理夜以继日的思考着国家的未来,因为总理认为只有国家富强,他才能安心的躺在病床上。

随着尿常规中红细胞的逐步增加,一段时间后,经京津沪专家会诊,由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任组长的周恩来医疗组向中共中央呈交了书面报告,称其病情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力陈及早治疗的好处。

此时吴阶平多么希望周恩来接下来的检查,各项指标能和以前一样,属于正常范围内,那4 个红血球只是一次意外的出现。按照吴阶平的要求,张佐良医生还要再给周总理取尿样。他面对常规检查中最简单的取尿样,却犯了难。

按照党内保健制度,凡是政治局委员以上领导人的治病方案,须经毛泽东批准后才能实施。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所载,毛泽东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并建议不要开刀。“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遵照指示,医疗组没有将确诊结果告诉周恩来。

张佐良做周总理的保健医生快十年了,十分了解周恩来的脾气。总理每做一件事情都非常认真仔细,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如果刚作了常规检查,又叫留样化验。周恩来一定会用疑惑的目光看着医生,然后仔仔细细问个明白;要是医生理由不充分,他会毫不犹豫加以拒绝的。他可不愿意为没有根据的怀疑麻烦医生也麻烦自己,他的工作时间几乎是以分秒为计算单位,哪能再添额外的项目呢!

“总理心里很清楚病情,我们也清楚。总理知道我们很清楚,我们也知道总理很清楚。但谁都没有捅破。”高振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为再次争取总理的配合,保健医生苦苦想了一天,为4 个红血球的出现想了5 个理由来说服总理再作进一步检查:第一可能是血管硬化,毛细血管渗血;第二是尿路结石,摩擦出血;第三是膀胱有炎症;第四是尿道血管畸形;第五是膀胱里长良性瘤子。那么第六……也是最后一个理由,他没有说出来,因为这也是保健医生最为担心的──癌!

1973年1月13日清晨,通宵批阅文件后的周恩来出现全程血尿,这是他确诊后发生的首次血尿。

张医生为完善这5 个理由,又去找了邓颖超大姐,听取她的意见,以便说服总理的理由再充分一些。被工作人员称为邓大姐的邓颖超,在大家心目中,就是总理的第一道“安全检查哨”,大事小事总是先和邓大姐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后,大家再去执行实施,这样不仅减少打扰总理的时间,也缩短总理了解与适应的过程。毕竟邓颖超的母亲是一个中医,邓颖超从小就熟悉并谙熟中医,以前她常请老中医给周恩来看病开药方,她本人也是常年吃中药调养身体。当她知道周恩来尿检发现4 个红血球,并不感到紧张,她觉得张医生这5 条理由有足够的说服力,周恩来一定会配合的。她为张医生能一次取样成功,还特地了解了这几天总理的日程安排。

医疗组立即向中央写了病情报告,同时采用内科保守疗法维持,又勉强地拖了一段时间。

5 月14 日—18 日,索马里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西亚德率代表团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周总理可能14 日上午还在西花厅办公,以后的几天恐怕再难有时间听医生一条条地解释取尿样的理由了。张医生按照这个时间点,14 日一早就在西花厅等候,果然周恩来在西花厅办公室里办公已达10 多个小时。张医生趁给总理送药的机会,劝总理休息一会儿。他知道总理心脏不好,这样劳累是不行的,也借此将需要再次进行尿检的事情告诉总理。

3月10日,经中央批准,周恩来终于在玉泉山进行了第一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邓颖超陪同前往。

周恩来看见张医生进来送药,只是机械性地抬起疲倦的脸庞,取下老花镜,接过药和水杯,一口把药吞下,然后又把老花镜戴上,继续埋头批阅文件,下午他就要去人民大会堂迎接外宾,可他的办公桌上的文件仍然堆积如山。张医生见状,有些发毛,心脏不由得

虽然邓颖超从来没有透露过,但此时西花厅的工作人员私下都已知道了,周恩来得了重症。“邓大姐表现得和平时一模一样,无论表情还是动作,都没有表露出什么。”赵炜不禁感叹,邓颖超做地下党工作出身,自制力远非常人可比。

怦怦地跳:正在工作的总理能有耐心听完我的五条理由吗?如果一口拒绝怎么办?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只休息了两周,便返回了西花厅。因工作繁忙,后续治疗断断续续。

张医生愣愣地站在原地,一时不知如何开口是好。

当年10月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再次出现血尿,恶性肿瘤复发。1974年3月12日,他做了第二次膀胱镜检查和电灼术治疗,但效果极不理想,病症很快又复发了。

还是周恩来敏感,察觉张佐良神态有些异常,就抬头问他还有什么事情?

1974年6月,周恩来终于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这一去,他再也没能回到西花厅。

“总理,是这样的,前天检查的小便,里面有4 个红血球……”

手术室前突然要“伍豪事件”的材料

大夫清清喉咙,尽量用平静的语气。

1975年9月20日,周恩来要进行第四次大手术。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周恩来懂一些卫生常识,小便中有微量红血球属于正常现象。

邓颖超一早就到了医院。留在西花厅的赵炜突然接到高振普的电话,说周恩来要看关于“伍豪事件”的文件,让她赶紧把记录稿送到医院。她愣了愣,不知道周恩来为什么在这种时刻忽然想起这份文件。

“总理,不是大惊小怪。发现红血球,不管有病没病,应该先搞清楚原因。”

1932年2月,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是周恩来曾用过的笔名)。启事系国民党特务伪造,三天后在上海的中共地下党就设法在该报刊登了辟谣启事,1942年延安整风时再次得到澄清。但是,1967年5月,红卫兵从旧报纸上看到此事后上报,江青等人又开始借题发挥。

果然不出所料,总理开始刨根问底了。

邓颖超将西花厅工作人员全部召到一起,包括秘书、卫士、服务员、司机和厨师都来了。她介绍了“伍豪事件”的经过,要秘书赵茂峰从北京图书馆借出1931年和1932年间上海出版的几种报纸,查找关于此事的原始资料。

周恩来摘下老花镜,身体后仰,靠在椅背上,那是准备好好听听他的保健医生的分析是否有道理的姿势。

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地翻报纸。旧报纸堆在一起有一人高,而且是竖版,找起来很是困难。但最终,他们从《申报》上找到了这两则启事的原件。

医生按照想好的五条理由,由轻说到重,一条一条摆给总理听,才讲了三条,总理打断他的话头:“别绕圈子了,是不是怀疑我长瘤了?你先别管我,先去治好康生的病。”

周恩来让赵炜请来新华社的摄影师钱嗣杰,将这两张旧报纸一一拍照留证。1967年5月19日,他亲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情况。毛泽东没有表态,只简单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时任政治局常委的康生得的是膀胱癌,开始也是发现尿中有红血球,然后才检查出癌细胞的。正是因为康生的病例,才使大家不敢放松警惕。张医生听见总理提到康生的病情,心情一下松了,说话也敢放开了,趁势给总理做思想工作。“总理,在诸多的癌症中,膀胱癌是可以根治的,只要治疗得早,预后是最好的一种。大量病例表明,能根治的病人占三分之一,复发的病人占三分之一。剩下的三分之一病人才……”

1972年6月23日,毛泽东让周恩来在“批林批孔”整风汇报会上讲一讲“伍豪事件”,周恩来作了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真相》的报告。报告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会议处做了录音,并根据录音整理出了文字记录。

“死亡,对不对?”周恩来不等张医生选择合适的词儿表达这个忌讳的字眼,就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会议记录将由周恩来签字,之后录音、文字记录和所有相关资料将存入中央档案馆,并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党委存档。

和总理说话,最好直截了当,不要回避:“对,死亡。”

但不知道为什么,周恩来看完了会议记录稿后,却一直没有签字。记录稿就在周恩来的办公室里保存起来。

“你说了这半天,究竟想要做什么?”周恩来目光认真。

赵炜来不及多想,立刻取了记录稿,赶往离中南海不远的305医院。

“要小便,再作一次小便化验。”

当时,周恩来已躺在手术推车上,打了麻药一段时间了。在等待赵炜送记录的十几分钟里,医护人员和工作人员都紧张极了,生怕他进入全麻状态。

“就这个?”这个要求可能出乎周恩来意外,他“扑哧”笑出了声,马上爽快地答应了。“查吧,马上?可以!”说罢,起身就去卫生间,

赵炜一到,大家立刻把周恩来扶起来,高振普和赵炜将一块木板托在他胸前,用手按住上面的记录稿,邓颖超扶着他的胳膊。周恩来握着钢笔,颤抖着在报告的末尾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并写上:“于进入手术(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张医生赶紧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专门用来取尿样的瓶子递给总理。张医生拿到小便标本,随即派人送往北京医院病理科检查。

签完字,周恩来喘息着说:“我签了字,就算办完了这件事。”说完将文件递给了邓颖超。

第二天,周恩来在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里要举行几个外事活动。其中一项,是与第二次访华的日本公明党中央副委员长二宫文造就中日关系等问题进行长谈,谈话中周恩来得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如果日本自民党领袖田中角荣担任首相,他就要到中国来谈中日两国关系问题”。这个信号令周恩来十分敏感,也十分振奋。他发出了爽朗的笑声,用苏北口音向日本客人发出了欢迎辞令:

随后,周恩来被推向手术室。他忽然问道:“小平同志来了吗?”听到这一句,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张春桥和汪东兴都从休息室出来,走到了推车前。周恩来拉着邓小平的手,十分费力地高声说了一句:“小平同志,你这一年比我干得好得多得多!”

“有这样勇气的人来,我们怎么能拒绝呢?不然就不公道了。”

赵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当时有一种感觉:总理心中十分清楚,自己也许下不了手术台,所以一定要在这之前,了却最重要的心事。

而此时,西花厅与人民大会堂的热烈气氛正好相反,大家面临着史无前例的严峻时刻。张医生收到了北京医院送来的尿样化验报告单与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尿样化验单上写着“8 个红血球”,

为“批周会议”上书

离上次尿常规检查仅仅三天时间,红血球数量竟增加了一倍。尿细胞病理学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直到周恩来去世前三个月,1975年10月的一天下午,邓颖超才把周恩来的秘书钱嘉东、赵茂峰、纪东和赵炜召集到一起,第一次告知他们周恩来的病情。

日夜揪心的“癌细胞”还是无情地出现了!

邓颖超的声音有些嘶哑,但却很平静。她说:“组织决定,让我告诉你们四位秘书,应该知道有关恩来同志的病情。他得的是不治之症——癌症。据医生判断,不会超过明年春节,你们要有思想准备。”

这9个触目惊心的字,一下凝固了西花厅值班室里的空气。大家一动不动地紧盯着这张化验单,希望自己的眼睛看错了这9 个字。

12月起,赵炜开始每天陪着邓颖超去305医院。

然而,这9 个字写在一国总理的检查化验单上,白纸黑字,谁也无法抹去。顿时,大家心里像装进一块石头,感到格外的沉重,几个女工作人员忍不住哭出了声,男工作人员只能跑到屋外,躲到没人的地方吸烟、叹气,来释放一下自己沉重的心情。其实,这种心情随着“文革”开始,受总理苦闷、压抑、忧虑情绪的影响,就在大家心里埋下了。每次遇到总理遭遇命运不公,委曲求全时,大家苦闷的情绪就像涨潮的海水,一波一波地击打在心岸上,久而久之,大家都有为总理鸣冤叫屈的感觉。苦闷中,张医生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职责,现在必须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尽自己最大可能尽快让总理进入治疗的“轨道”。

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告诉赵炜,在这期间,一向很少谈自己工作的周恩来首次向她透露,1973年末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受到批判。

七十年代还不像现在,人们对癌细胞的认识还不那样一致和确定。一开始,北京的泌尿专家们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会不会是尿中的变异细胞,因为尿液中的细胞往往是变化无常的。这些变异细胞不能直接诊断为癌症。北京医院病理科对此极为负责,他们又请最着名的细胞病理学专家、中国医学科学院附属肿瘤研究所的杨大望教授,协和医院及解放军三〇一医院病理科的主任共同来会诊,仔细研究尿涂片染色

关于这次会议,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的《周恩来传》中,只有很简略的记载。

细胞病理学检查结果,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断可以确定。

这年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毛泽东听取有关人员的汇报,认为周恩来、叶剑英在中美会谈中讲了错话。中央政治局会议错误地批评周恩来、叶剑英的所谓“右倾错误”。会上,江青、姚文元别有用心地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污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泽东。会后,江青还向毛泽东建议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周恩来真的得了膀胱癌?张佐良感到事关重大,立刻将病理学专家们一致得出的“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之结论,打电话通报了吴阶平。

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了解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后,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肯定了对周恩来的批评;同时又指出: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他(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她(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江青所提增补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毛泽东明确地表示:“不要。”

吴阶平在电话里许久没有说话,他这几天担心的事情还是变为了现实。但是他还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让张医生再多请几位泌尿外科大夫一起看看。他自己提出请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与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吴德诚教授等人,一起集中到中南海进行会诊。

所谓“右倾错误”,是指1973年11月基辛格的第六次访华结束时,基辛格临时提议,希望就中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再同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由于毛泽东已入睡,周恩来来不及请示,遂连夜与对方举行了会谈,并表示:双方今后可各指定一个人,继续就此问题交换意见。

尽管专家们在中南海会诊也基本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可以确诊了,但吴阶平慎之又慎,提出即刻派专家携带细胞病理学检查的涂片标本等资料,赶赴天津、上海两地,请那里的专家在不知道病人姓名的情况下进行“背对背”会诊。

这次历时10

5 月18 日,沪、津两地泌尿外科临床及病理学专家的意见和北京病理学专家的结论没有异议。这意味着5 月18 日这一天,周恩来被确诊为膀胱癌!

周恩来不仅是一国总理,也是一个癌症病人的严酷现实,不容置疑地摆在了西花厅保健医生的面前!

张佐良与吴阶平等保健医生一道,将此情况报告了上级领导,并请示下一步工作如何进行,同时,他们还建议应考虑向党中央作书面及口头汇报。

说来奇怪,自从第二次取了尿样后,周恩来自己竟然像忘了这码事一样,也不问检查的结果。怎么一向注意细节的周恩来会表现出少有的疏忽呢?这很反常啊,可大家对总理的反常,也很纠结,既希望总理不要问结果,以免不会撒谎而泄漏了病情,但又希望总理能知道自己的病情,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啊!

医生哪里知道,周恩来此时心里装着一件重于生命的大事!

1972 年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七个年头。这七年,周恩来始终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此时周恩来身体所有的信号特别是不断消瘦已经告诉他,此次诊断绝非一般小病。为了国家的未来与前途,他必须刻不容缓,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出现的历史转机,毅然举起批判极“左”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的恶果,尽可能多地解放中高级干部,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否则,他是无法安心躺在病床上治病的。

5 月21 日,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312人云集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这个会议从5 月21 日至6 月23 日开了一个月。

会议召开的当晚,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前往毛泽东处请示,可否将毛泽东在1966 年7 月8 日写给江青的信印发“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他作为较早就看见此信的人之一,觉得是时候发表了。

此时的毛泽东因为“林彪事件”,精神与身体都受到重大打击,一直处于病魔缠身的状态中。年初,毛泽东参加陈毅追悼会后不久,再次病倒,并且病情来势凶猛。一次他突然休克倒地,经过医务人员的全力抢救,才苏醒过来。周恩来得知毛泽东病重的消息,坐车从他的住所西花厅赶到游泳池时,许久许久下不来车。下车后,他马上指挥医务人员:“你们要用全力抢救!”周恩来表情沉重,发自内心地说:“这个国家的担子重,不能没有毛主席!”

周恩来走近毛泽东床前,毛泽东的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着,周恩来握住毛泽东的一只大手,大声喊着:“主席啊,主席啊!我是恩来呀,主席,你听见了吗!”他的嗓音有点沙哑,而且有点发颤。

经过抢救,毛泽东醒过来了。周恩来很是感谢医护人员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事后,他还自己出钱请了两桌饭犒劳所有医护人员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

大病后的毛泽东每天要吸氧,打针吃药,不仅行走困难,连说话都气喘吁吁,不要说出门参加中央会议了,就是在屋里转转都很困难。但病中的毛泽东,他的大脑是清楚的,当周恩来提出公开他写的信,作为会议文件印发时,他马上表示同意,毕竟那封信里他对林彪“借助钟馗打鬼”是早有认识的。信中有这么一段话意味深长:

我的朋友的讲话(朋友指林彪。讲话,指林彪于1966 年5 月18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提出“防止反革命政变”。——作者注),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有了毛泽东的点头,这场“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成了一个大规模、高规格、长时间的会议,由此拉开了周恩来政治生涯中最后一场战斗的大幕——纠正“左倾”思潮,挽回“文革”损失!这成了相伴周恩来与病魔作斗争始终的政治使命。

这次会议上,大家第一次看见了毛泽东六年前写给江青的信。

毛泽东在信中表示对林彪1966 年5 月18 日有关政变和个人崇拜讲话的不满和不安,为这次会议批判林彪集团提供了最有力的武器。毫无疑问,周恩来主持会议全过程,在他看来,“这一次是我们党内第十次的路线斗争,也是最尖锐、最严重、最复杂的一次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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